许长林撰写
宋哲元早在1912年就加入了冯玉祥的军队。到了1926年9月17日，冯玉祥在五原宣布要参加北伐，宋哲元就被派去当国民军联军第四路军的总头头。后来，在1930年蒋介石、阎锡山和冯玉祥打架（混战）时，这个队伍又改成了第四方面军。在那场大战里，他们打了败仗，逃到了潼关。接着，他们又跑到山西晋南，被蒋介石收编成了第二十九军，宋哲元就当上了军长，这算是他军阀生涯里的大转弯。我呢，1931年加入了宋哲元的队伍，当了个参议。到了1935年，宋哲元掌握了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大权后，我就被升为了第三十七师的副师长。下面，我就说说我那时候看到的和听到的事儿。
第二十九军是这样建立起来的
1930年，蒋介石、阎锡山和冯玉祥在中原地区大打出手，最后阎锡山和冯玉祥被蒋介石的政治和军事手段打败了。阎锡山赶紧逃回了山西，而冯玉祥的西北军呢，因为内部出了问题，再加上打了败仗，整个队伍都散了，冯玉祥自己也只能跑到晋南去。那时候，有的部队直接在战场上向蒋介石投降了，比如孙良诚的部队，还有吉鸿昌、梁冠英、孙连仲他们的全部人马，以及高树勋、池峰城、冯安邦的队伍。逃到晋南的有宋哲元的第四路军的残兵，赵登禹、王治邦以及归宋哲元指挥的张自忠、刘汝明、吕秀文的散兵，还有孙良诚的残兵、戴守义和汤传声的团，以及马步芳的余部。冯玉祥一开始还想在山西把残兵聚拢起来，守住潼关，挽回败局，但后来发现已经没办法了，只能退走。
蒋阎冯军阀打完架后，蒋介石忙着去江西打红军，就把华北那边的事情交给了张学良。张学良呢，就以华北行营主任的身份去了北平。这时候，宋那边派了萧振瀛去北平，和张学良商量怎么安排西北军剩下的人。张学良跟蒋介石打了个招呼，蒋介石同意后，这些人就被编成了第二十九军，宋当了军长，手下有两个师，一个是第三十七师，师长是冯治安；另一个是第三十八师，师长是张自忠。但那时候，军里各路人马都有自己的小九九，关系复杂得很。比如张自忠，他原来不是宋那一派的，他是北洋军阀第二十镇的，后来才跟了冯玉祥。虽然他和宋没有直接的交情，但他在晋南西北军里人多势众，干部也多，都是他曾经带过的学兵，所以内部矛盾少。宋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，只好让张自忠当了师长。冯治安虽然和宋有点交情，但资历上比不上刘汝明。宋本来想让赵登再当师长，但赵资历太浅；刘汝明虽然够格，但又太倔。宋为了选师长这事挺头疼的。张自忠看出了宋的心思，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，就提议让冯治安当师长，这样对他和宋都有好处。所以在会上，张自忠极力主张把冯治安找来当师长。
三十七师的师长位置，宋老大点头答应了。可冯将军呢，之前战乱时交了枪投降，现在北平养老呢，突然想空着手再拿回大权，军里头有些人就不乐意了，尤其是刘汝明那帮人。因为人数限制，刘汝明的部队被塞进了三十七师，成了个旅，李求金做了旅长，刘汝明呢，降成了副军长，但实权还在他手里。刘汝明那时候没路可走，只能跟着宋老大混，但心里头对冯将军当师长那是一百个不愿意。冯将军上任没多久，说是去拜访刘汝明，其实是想去瞧瞧他的部队，联络联络感情，压根儿没敢说是去检查。刘汝明面上客气，可等冯将军一到司令部，刘的手下就在冯的车上贴起了标语。刘汝明也没让冯将军给部队训话。宋老大知道了这事儿，想着得壮大力量，顺便也解决解决内部矛盾，就派人去跟张那边说了说，最后刘汝明那剩下的部队被改成了暂编第二师，刘汝明当上了师长，这事儿才算了结。
第二十九军里面的具体状况
第二十九军原本是属于西北军的，但因为管理上的原因，内部有宋派和其他小团体的不和，这是难免的。特别是第二十九军的组建经过挺复杂，每位将领带兵的方式又都不一样，这就导致队伍里不够团结。宋哲元对这事儿挺有看法的。就拿1936年双十节来说，宋哲元在西苑检阅完部队后，把全军团级以上的军官都召集到第三十七师师部，跟他们说，大家平时训练挺辛苦的，现在政委会有点儿钱，想给大家分分，但得分个三六九等。“第四路，就是宋哲元的基本部队，算是大股东，参加过喜峰口抗战的也算股东，剩下后来加入的都是打工的，打工的和股东待遇肯定不一样。”他的意思就是“当官的先上，分钱也是他们先分、多分”。所以分钱的时候，旅长每人3000元，团长按资历来，干三年的3000元，干两年的2000元，干一年的1000元；营长也是按资历，三年的1000元，两年的800元，一年的600元；参谋长都是从外面请来的，每人1000元；所有的副职都没份儿。那时候我是第三军的……
冯治安副师长挺体谅我，特地吩咐军需处给我家里汇了1000块钱。会议一结束，大伙儿就开始私下嘀咕，老拿宋说的那句话开玩笑，调侃谁是老板谁是打工仔。还有人抱怨：“等真上了战场再说吧，我们这些小喽啰的命可不值钱。”
二十九军里那些大官，除了都学宋哲元那一套外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管理法子。就拿冯治安来说，他管的第三十七师情况特别复杂，为了稳住自己好不容易得来的位置，他手段圆滑，到处结交党羽，总爱拉些关系户一起吃饭，那时候我也经常被他请去。有次他带我们几个，包括王锡町，去部队看看，回来后问我感觉咋样，我就说感觉军心不稳，尤其是那些长官们心里都不踏实。比如去王治邦的旅，冯治安介绍我去给王治邦的部队讲话，事后还有人私下议论说冯治安想让许长林接王治邦的班。我怕搅乱了冯治安的内部安定，找了个家里有事的借口，回北平了。他还说我不愿意帮他。冯治安这人看重钱，又想保住自己的势力，所以他做事总是模棱两可，赏罚也不分明。1945年夏天，日军打进了鄂西南，第五十九军没跟日军打，直接放弃了刘侯集、武安堰，退到了南漳西北的大山里，把冯治安的总部都给暴露了。还好第一七九师连夜赶到，保住了冯治安总部安全撤到马良坪。但因为总部屯了些私盐没来得及运走，有人想去搬，被前线的部队给拦下了。结果冯治安手下的人就在他面前挑拨，说第一七九师不让他们运盐，其实是自己给抢了。冯治安因为私盐的事恨上了第一七九师。但其实要不是第一七九师拼死抵抗日军，连他小老婆沈丽英都跑不出来。他为了安抚手下人，就说第一七九师“战斗力强，但纪律不太好”。这就是冯治安做事赏罚不明的一个例子。
因为宋哲元对人存有偏见，导致各师长之间有了隔阂，部队间也开始互相看不起。就像1937年11月那会儿，冯师长因为护着逃跑的第三十七师师长刘自珍，和宋师长闹翻了。冯师长就借着去开封看病的机会，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，跑到黄河对岸，把第七十七军的师长们都叫来开会，我也跟着去了，那时候我是副师长。开完会后，我发现车没油了，回不去驻地了，就去跟第二十二师的王长海师长商量，看能不能借点油。王师长一听，就笑话我说：“你们师长（就是说冯治安）都是主席了，还能缺油啊？”我一听就不乐意了，跟他说：“你们分好处的时候可没想过我，现在你们内部的小圈子事还扯上我了，借不借随便你。”他看我有点生气，就笑着说：“咱们都是好兄弟，逗你玩呢。”说完，他赶紧让人送了一桶油过来。虽然这只是件小事，但也能看出他们内部之间的矛盾可不小。
宋氏家族过着奢侈堕落的日子。
在冯玉祥带西北军那会儿，他觉得北洋军阀垮台主要就是军队太腐败了，他决定不能走老路，所以管得特别严。他定了条规矩：“烟酒嫖赌绝对不能碰，守规矩爱百姓一定要做到，这十几个字是带兵的根本。”谁违反了，绝不放过。就像1927年北伐时，冯玉祥在新卿车站指挥，发现韩占元手下四个连长聚在一块儿赌博，结果旅长张异成被撤了，团长张振华还被关了起来。到了1930年，阎锡山和冯玉祥打算跟蒋介石干一架。冯玉祥在潼关时，参议室里飘出烟味，他立马把长官们叫来训话：“别以为要打仗了，那十条规矩就能扔了。我告诉你们，只要我活着，就是拼了命也不会让你们胡来。”可后来蒋阎冯一混战，西北军败了，剩下的部队被蒋介石编成了第二十九军，就不归冯玉祥管了，那十条规矩也成了空话。我跟了冯玉祥快三十年，一直小心翼翼，不敢犯错。可一离开他，我就放开了，烟酒嫖赌什么都来。第二十九军里，这种腐化生活已经明目张胆了，谁要是想洁身自好，还会被人说傻，跟不上潮流。那时候，军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乱得很。以我之见，宋哲元也算是其中的代表了。
他总是亲自做榜样，可却不常待在防线那里，老是在太原和北平之间跑来跑去。听说有次在太原的山西饭店，他和孙殿英这些山西的将领，还有太原的大商人们一起玩牌九，一局下来输赢都是好几十万呢。孙殿英靠一张好牌赢了一个商人20万，结果那个商人回去后想不开，上吊自杀了。
冯治安管理不严，放任手下士兵胡作非为，骚扰百姓。
1937年七七事变后，第三十七师从津浦线的马厂一路往南撤退。炮兵营的头儿赵子平，一路上硬抢老百姓的骡马。有人跟冯治安师长告状，说炮兵营太不像话了。冯师长却说：“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讲什么规矩，拉几头牲口算啥，就算我们不拉，也得留给日本人。”这样一来，赵子平更加肆无忌惮，连马吃的粮食都敢偷吃，还到处搜刮农民的粮食给马吃，既不给钱，也不给收据。又有人告到冯师长那里，冯师长就对赵子平说：“你就不能少抽点大烟，给我留点面子吗？”却没提他抢老百姓粮食的事儿。赵子平见到我，还炫耀说：“我抽大烟是明着的，军长（指的就是冯师长）都让我少抽点。”他嚣张得不得了。他手下有个连长，在运河那边抢马粮，硬是把一个老大爷逼得上吊自杀了。
1943年，冯在湖北西南的漳县孙沐峪住着，有一天，他和小妾外出溜达，后面有个老大娘边追边喊冤，说她的女儿被兵痞强奸了。冯假装没听见，还问身边的副官王柱洪：“那老太太在嚷嚷啥呢？”王副官如实说了情况，可冯不但没打算查清楚，还对王副官说：“谁要是拿了她的鸡，给她点钱就是了。”就这样，他把事情搪塞过去了。（1963年2月）
这位作者是以前国民党第二十九军里第三十七师的副长官。
#百家说史# #6月发文冲刺# #夏季图文激励计划#